洋务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官办,至多是官督商办,没有任何民间私人资本独立经营的企业。这势必会造成:其一,新兴的洋务企业不以市场为导向,生产不能盈利,变成只能依靠官方投资的无底洞,成为官方财政的巨大负担。日本1870年政府的一切政策,在经济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保护并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如发行“太政关扎”等巨额不兑换纸币,就是政府将人民的财富集中于大商人们手中促其转为产业资本家。政府推行地税改革,便是一种资本的原始积累。职业的自由、迁移的自由,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自由劳动力。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在国内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也像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以官办或者半官办性质的工厂进行工业化。很快,日本的这种官营和半官半民的企业也陷入了令政府财政难以负担的僵局。但是,认识到官办企业局限性的明治维新政府很快就改弦更张,开始转为引导民间私人资本进入工业化进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
七、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工业化的失败和成功,在于是否建立了资本主义工业,是否形成了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扶植民间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建立。中国清政府打压民间资本,奉行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政策,各个工业企业都由政府掌控,民间私人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收到压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被视为洪水猛兽。究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没有像西方市民社会那样自下而上发展资本主义形成资产阶级的可能,所以各自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或者顺应当时世界历史的潮流,或者逆潮流而动。最终,中国的清政府因为其对内的半封建性和对外的半殖民地性走上了与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相异的工业化道路。
案例来源:
[1]蔡禹.中日两国近代工业化的差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26-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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