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公共行政体制的文化比较
从差异上看,中国儒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居于核心地位。而日本则是将“仁”发展为“忠”,而成为其核心美德,这种“忠”不是中国所强调的“对自我良心”的忠诚,而意味着家臣必须无条件地为大名、主君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森岛通夫进一步指出,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儒教是与中国“选贤任能”的平民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以忠为中心的日本儒教则是与日本天皇世袭、武士专政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中国儒教重义轻利,日本则创立了“义利一体观”,在这种“义利一体”的旗号下和美国的帮助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地在儒教的日本确立发展起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儒教的以下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为贵”、“重视教育”、“勤俭”、建立在“性本善”基础上的人情化管理。从总体上看,中国公共行政体制的发展是从“苏联”模式到自主渐进发展模式。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公共行政体制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模仿前苏联的行政制度模式,尤其是毛泽东领导初期最为突出。在当代日本公共行政体制的结构中尤其突出物质形式制度文化,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当代日本公共行政制度比喻为“洋葱型”结构。该结构的特点为:一是在精神性行政文化制度方面,它以日本特有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在物质形式制度文化方面,日本能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引进西方的物质性公共行政体制精华,实现日本公共行政制度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文化力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模式。在根本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设上,当代中国和日本在相同的时间起点上,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主要依靠自身摸索公共行政制度的建设;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帮助下确定基本的公共政治与行政制度框架。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党制度与日本明显不同,从而形成截然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
案例来源：
李俊颉.中日公共行政体制的文化比较探究[J].新西部(下半月),2008,12: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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