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格来自麻省的波士顿,他被派驻南京与一个餐具生产商合作开发新的设计,以销往北美市场。他与一些中方经理共事,不过他主要的合作人还是张志浩,下属们都称呼他老张。在与老张一起工作的前半年里,一切进展顺利,但随后格莱格开始注意到老张在员工中逐渐失去了威信。这让格莱格很疑惑,因为早些时候老张似乎很受员工和同僚的尊重。格莱格觉得唯一的可能性是老张私下与公司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在交往。他们之间可能关系暧昧,不过格莱格也不能肯定。这个秘书在工作时也得到老张的很多照顾,但这件事本身并不让格莱格觉得惊讶,因为她工作很出色,应该在工作中得到重视。而且,格莱格想,我自己也是在波士顿的公司遇到妻子的,那时,她也是一个秘书。当然,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而且只要不影响到工作就与别人无关。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与前妻分居了,但老张却没有。
老张现在与同事的关系和格莱格对老张的行为的反应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差异。
美国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对于工作和自己的私事,美国人分得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中,格莱格记得他在波士顿和女同事的恋爱关系被认为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不应该过问。因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老张身上,他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得出老张跟那位女秘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成为公开的话题。然而,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己的私事”与“别人的事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人们对别人的生活比较感兴趣。一些在美国人看来比较私人的事情,却被中国人当作可以共同分享的话题。老张与女秘书的暧昧关系被视作是众所周知的,其他同事在讨论他们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中国同事们和格莱格对老张的行为反应的不同还由于中美文化对领导者道德水准要求不同。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对领导者的道德水准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个人应该注意自己的道德作风,但在衡量有潜力的领导者时他们往往愿意把道德标准放在一边。例如,在克林顿因莱温斯基一案遭弹劾时,选民们愿意把关于他的婚外情的一切暂搁一边,相比之下,他们更注重他的辉煌政绩,给美国带来了的低通胀和低失业率。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认为,但这的确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态度。
在中国,人们要求领导者能以身作则,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通常,衡量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有三个标准:处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任务的能力,是否能有效满足下属的社会需求。以及他们个人的道德水准。前两项标准与美国人不谋而合,但在第三项上两种文化的差异比较大。中国的领导者应该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一旦人们发现领导者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便会进一步怀疑到他的领导能力。老张与女秘书发生婚外情一定会遭到同事们的非议。在工作中,中国同事比格莱格更能察觉到老张给那位女秘书的非常待遇,从种种迹象中推断出他们关系暧昧。人们的这种猜测使老张在下属和同事们中间的威信下降,他的领导工作也就自然不如从前那么有效了。
因此在这两种文化环境中,人们对待领导者私人生活的态度是不同的。格莱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波士顿恋爱时,由于当时他已经分居,人们只会把它当作是他个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对他的领导能力的判断。而老张与女秘书的关系属婚外情,这在道德上本来就是不允许的。这种关系只会使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导致他的威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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