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亦称“社交”，是指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所进行的物质及精神层面的社会交往活动。按照参与个体或群体的背景来划分，社会交往可以分为个体交往与群体交往；按照交往的场合进行划分，社会交往可以分为非正式交往、半正式交往和正式交往；按照交往的方式进行划分，社会交往可以分为直接交往或间接交往；按照交往的内容进行划分，社会交往可以分为竞争、合作、冲突、调解、调试等。

一 社会交往的组成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交往的组成既有个体，也有群体，由此可以分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三个类别。

１，个体与个体：在当代中国，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侧重于人际关系的拓展。一般说来，中国人的个体交往重在培养友谊，并以此为基石来寻求更加牢固的关系网。由于中国没有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与宗教文化，中国人的个体交往具有务实性，即目标明确、清楚。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及复杂性，中国个体交往的社会网络相对复杂。而在当代西方，由于宗教氛围浓厚，个体与个体的交往十分注意对方的宗教背景及个人信仰。个体交往存在着诸多禁忌，规矩和礼仪相对更多。社会交往网络相对简单、直接。如下（图一）较为直观的反映了中西人际关系网的差异：

（图一）

２，个体与群体：在当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交往主要目的是在职业、兴趣爱好等方面寻求自身提升的空间。以工作后的白领为例，很多白领在工作之外都加入了各种学习、健身及娱乐小组，其目的是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这些交往既可以和促进自身工作效率有关，也可以只是单纯的培养兴趣爱好。在当代西方，个体与群体交往也有类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人由于人种和宗教信仰构成的多样性，个体与群体交往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现象，即同一人种或同一宗教信仰的信徒之间的个体与群体交往更加频繁。此外，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同肤色人种融入其它人种的非宗教性活动日益增多，该现象与中国的个体与群体交往以拓展自身兴趣爱好具有共同之处。

３，群体与群体：在当代中国，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一般分为两类，即相互学习型和相互帮助型。前者主要涉及教育层次较高的群体与团体与其对等或相应的群体与团体进行集体交往，以促进群体中所有个体能力和境界的提升；后者主要发生于非官方场合，适用于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的各种有关风土人情的活动。在西方，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也可大致分为上述两类，其差异也侧重于宗教信仰相同的社会群体交往更加密切。

二 社会交往的场合

一般来说，社会交往的场合可以分为非正式场合、半正式场合和正式场合。

非正式场合：在中国的非正式场合中，人际交往不受地域、文化、信仰及人种的限制。个体之间的交往随意性较强，社交礼仪的细节相对弱化。中国人的非正式交往不注重隐私，注重分享。而在西方，即使在非正式场合，个体的社会交往经常会受到自身宗教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影响。西方社会较为典型的个人交际十分注重个人隐私。

半正式场合与正式场合：在中国的这两种场合中，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都比较正式，言行举止会受到具体场合的影响，一般以着装得体、行为适当、语言礼貌为基准。在西方的这两种场合中，对于服装的要求更加细致，在行为与语言表达方面，只要得体即可。

三 社会交往的方式

    就社会交往的方式而言，社会交往可分为直接交往与间接交往。直接交往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个体或群体在参加某一社交活动时产生的交往，而间接交往指的是个体或群体通过参观考察进行学习所进行的交往活动。

    就这一点来看，除了本文谈及的中西交往个体与个体直接交往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以外，中西群体在文化框架内和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显著共性要多于个体特异性。

四 社会交往的内容

社会交往的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一般说来，可以分为竞争、合作、冲突、调解、调试等宏观层面。

就竞争来说，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较为含蓄，重合作、重情谊而同时尽量避免产生人际冲突，这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影响有直接联系。中国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如孔子提出的“人者，仁也”，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等都直接诠释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而西方社会虽受宗教影响大，但较为典型的思维方式是直线思维，即直接通过自身努力、人际合作或较为强势的竞争获得胜利，达到预期目标。如下（图二）反映了较为典型的中西方竞争思维差异：

（图二）

就合作而言，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一般都较为强调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在中国文化中，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较为典型的选择是个体牺牲自身利益而服从集体利益。而西方社会交往更加突出个性，十分强调个人的才智与潜能，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尊重个体选择。如下（图三）反映了较为典型的中国集体主义思维与西方个人主义思维之差异：

（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