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的凯瑟琳在一所外语学院教英语。开始教学后不久，她发现学生们对她的课程并不感兴趣，而且有好几个学生经常逃课。她决定找系主任谈一谈这件事，以求获得帮助。系主任看了他的时间表后，与凯瑟琳约定星期四上午10点在办公室里见面。
凯瑟琳于星期四上午准时来到系主任办公室时，她看见主任正和另外一位老师谈话。主任看到凯瑟琳来了，用手指着一个座位示意她坐下。5分钟后，主任和那位老师的谈话结束了。他向凯瑟琳表示了歉意，并开始询问她的问题。正当凯瑟琳在说明情况时，另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表格让系主任签字。系主任笑着向凯瑟琳道了歉，并转过身去和那位老师用中文谈了起来。
凯瑟琳开始有些不耐烦，心想都已经约定好了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打扰呢？虽然她和系主任的谈话仍继续下去，但凯瑟琳对这样的事感到非常气愤。
这是一个典型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因中西方在时间取向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冲突”现象的例子。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提出人类时间观念有两种文化模式：单向性时间模式和多样性时间模式。他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属于单向性时间模式，而亚非拉等国家是属于多样性时间模式。
对美国人来说，约定就是信誉，就是承诺。在凯瑟琳看来，约定一旦形成，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在美国预约和守时是一种社会风尚。时间对单向时间习惯的人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对时间精心安排和精密计算，并养成了准时赴约的好习惯。
中国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多向时间习惯对计时、用时更具随意性。对中国人来说，守时虽然重要，但是并不那么严格。持多样性时间观念的人常常同时与几个人谈话或同时办几件事。中国人也有约定的习惯，但对约定的理解并非像西方国家的人那样“雷打不动”，其随意性很大，有时会受到其他人或事情的干扰。
（吴峰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实例分析》，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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