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已经在南京的中国一家公司工作了约六个月。她工作的部门有一台公用的电脑，其中收集了中英-英中词典，英语参考书和视频，包括一些英语培训的影片和一些市面上难以找到的故事片，这都是安娜从欧洲来的时候公司让她帮忙带来的。
安娜知道，一些别的部门里也有类似的收藏。安娜认识的另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叫顾明，她和安娜关系不错。有时候安娜会通过顾明借一些其他部门收藏的英文小说和参考书，也把自己部门的收藏借给顾明。有时候安娜也看到别的同事把材料借出或者从其他部门的同事手里借材料。
公司领导决定收集所有的英语材料并共同分享。初步计划是单辟出一个房间，把所有的材料都编号分类放好，而且所有的员工都可以自由借阅。安娜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大家将不再需要从部门到部门，试图找到她所需要的材料。
但是安娜很惊讶地听到她的同事们在抱怨新的政策。当负责的同事来收集他们部门的英语材料时，她吃惊地看到部门的同事们隐藏了大部分的书和视频。当她检查了新的所谓的借阅室，她发现一些材料都是过时的或莫名其妙损坏了。她还注意到，她从顾明那里借的材料没有一个在借阅室里。她问顾明为什么中国人似乎只愿意在自己的部门分享，而不愿意与所有的同事分享他们的英语材料。
西方人对隐私方面有许多禁忌，中国人对自我隐私的保护也十分注重，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西方人乐于将自己的书籍和整理的资料拿出来让朋友和同事共享，而在中国，即便是朋友间，人们也未必愿意与人共享自己的书籍和资料。由于这种资料共享的观念不同，案例中安娜才会难以理解顾明等同事将自己的资料、书籍藏起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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