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的唐宋诗评看中日文化之差异
东阳的汉诗批评，自觉遵守“讳国恶之礼”的原则，他说：“凡国家不幸之事，臣子不当形之歌咏。不但讳国恶之礼，盖所不忍言也，况敢嘲弄之乎？”。因此他对于李商隐讽刺唐玄宗的《马嵬》诗颇不以为然：“显咏时事，彰君之恶，殊为失体。五六哂其弃杀，颇涉调剧；七八浅近太俗，丑诋尤甚。诗人比兴扫地矣。虽属对精工，词气宕逸，亦无取耳”。他还指责李商隐《华清宫》诗“不亦恶剧乎？”对于李商隐《骊山》“平明毎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及《龙池》“夜半宴归宮漏永，薜王沉醉寿王醒”几句，他评论道：“此在当时，尤非所宜言……如李商隐诗，非唯失风人之意，亦全无臣子之礼矣……余于商隐，亦深憎无礼于其君云。
可见，日本人的“尊君”意识是如何左右东阳的诗歌鉴赏的。中国皇帝有了“权”才有“位”；日本的天皇则只有“位”，却没有“权”。中国历代的皇帝大多政务缠身，勤政是皇帝的美德，历代杰出的皇帝都是政治家；而日本则有所不同，武家专权的时代自不必说，就是在公家主政的奈良、平安时代，也是天皇之下分设太政官和神祗官，太政官下设左大臣和右大臣，负责国家政务。天皇只需认可太政官的决策，却并不参与，更不干涉。中国文学有“刺讥君上”的传统，是因为皇帝行使政治权力，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败存亡负有责任。皇帝的执政能力强，就能长治久安。而皇帝荒废朝政，昏庸无能，骄奢淫逸，就会陷国家民族于灾难。因此，历代政治讽刺诗，其对象大多是历代误国或亡国的君主。李商隐讽刺玄宗误国、南朝梁元帝亡国，就是以诗的形式追究君主的政治责任。
历史上，日本皇室也有许多悖反人伦的淫乱之事。然而历史上却未见有哪位歌人或诗人对此加以“刺讥”。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皇室不行使政治权力，也不承担政治责任。这种独特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居于上位者的权威建立在其地位之上，无论他们的能力如何，只要他占据这个位置，自然就有了权威。而且能够居于上位的人，其才能与其地位不一定要相符。
研究日本汉诗批评,不能仅仅将研究局限在汉文学的范围内，批评者的日本文化背景也必须纳入视野,而思想意识、宗教观念、社会习俗又是中、日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太田青丘说，日本的儒者虽名为儒者,本质上都是日本人。他们是通过日本人的心智来理解并消化儒教的。同样道理，日本诗话的作者也是以日本人的心智来评价中国诗歌的。
案例来源：祁晓明.从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的唐宋诗评看中日文化之差异[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0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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