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班组(车间)里没有迟到和怠工的工人?”在日本约75.9%的人作出肯定的回答,只有24.1%的人认为不是这样(即有迟到和怠工的人),但如再分析否定者的职业种类,可以看到其中36.3%的人是公务员,制造行业的否定者侧8.4%。而中国制造行业中则有43.4%的人予以否定(即承认间里有迟到和怠工的人)。问题:“你所在的班组(车间)是不是全体职工都在认真地工作?”日本工人选择“是”的达41.6%,而中国工人回答“是”的仅8.1%。间题:“全体职工都知道工厂(公司)利润的好坏吗?”日本青年工人中持肯定态度的为31.7%,中国仅9.6%。在这个间题上,可以看出职工是否对企业具有认同感,是否具有共同体的意识。调查后的各项数据表明,中国青年工人对企业的关心程度远远低于日本青年工人。青年工人敢于直率地承认本企业内很少有认真干活的人,本企业迟到、怠工的人并不少见,这一回答本身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任何一个对中国国营企业现状作过调查的人都会发现,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内沉积着大量的冗员,这些过剩劳动力实际上是种隐性失业现象。
从现象上看,中日两国同受儒教文化支配,但实际上由于日本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能保持自身原有的文化,所以,日本的儒教实际上是一种由中国儒教与原有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变异孺教,绝不是中国传统儒教的简单翻版。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中国人尽管祖祖辈辈、终日辛劳,但人们却从内心里尊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生活方式,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弥漫着儒教中追求功名、不事稼农、卑视劳动的消极精神。日本民族则将歌颂劳动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演示形象。
案例来源：[1]魏海波.试论中日青年工人劳动意识差异[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01: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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