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深厚历史人文积淀、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文化,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书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前者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后者形式泊来于前者,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与曾吸纳其形式要素的中国“耻”文化迥异,是基于本国民众“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的认为和言行而发展。在中国传统“耻”文化中,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而《菊与刀》中的日本,决定其“耻感文化”价值取向的则是外部力量,强调“外辱”而知耻。日本“耻感文化”形成历程,与日本在公元7世纪吸纳中国政治制度进而完成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并形成自身国民文化是一致的。
“耻”文化在中国形成的时间可以追
溯到很早的先秦,并且在哲学大家的思想著述中得到了千锤百炼,内涵上得到了丰富。最终儒家学派在“耻”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仁”“忠”“孝”“礼”等理论实体,经久而不衰,深深的印在了中国国民性格之中,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传统“耻”文化。其形成的路径是内在因素的作用,其形成的方式是渐进的。
案例来源：
[1]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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