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讲忠孝是有条件的,即在忠孝之上还有一个“仁”的观念。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在中国可以受到称道,而在日本则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报恩观”相融合,更加绝对化、无条件化、“义务化”。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绝对效忠天皇,现在则是效忠于所属的单位、公司或团体。“孝”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条件地对父辈祖先尽孝,终生感谢养育之恩。日本人受集团主义影响，对忠孝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母亲，更包括所服务的公司、雇主、企业等。对于日本人而言，忠孝观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并且终身服务于这种精神的人更受人敬佩，也符合日本人的主流价值观。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日本学者中村元指出“在传播中国思想时，对原始资料的曲解是日本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日本人摄取了中国思想的许多最优秀的文化与智力方面的成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常常觉得必须严格遵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也就是，日本儒学是根据自己现实所需来筛选和汲取中国儒学思想中的适合思想，变形了的日本儒学必然不同于中国儒学。公元7世纪后，日本将中国儒家思想所大力提倡的“忠孝观”，与日本固有的传统“忠孝”意识相融合，变异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忠孝”思想理论体系。
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忠孝一致”,后来发展为“君臣一体”、“忠孝一本”，这使得日本人的“孝”同样也是针对作为共同体的“家”。因此员工要努力工作以尽孝行，使共同体得以生存发展。这其实与中国所倡导的“忠”的意思相同，因此其忠孝二者只是对象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就儒家价值观而言，日本是“忠、义理”的社会，这使得日本人在生活中更将孝放在第一位，人人将对企业的孝行放于道德伦理之中就表现出了员工对企业忠诚。
案例来源：[1]单雪莲.中日企业管理比较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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