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

案例正文

 通常,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文化结构与文化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在日本德川时代(1607～ 1867),都市的主要形态为“城下町”。这些有“武士之家”称谓的城下町,原本是幕府及诸大名的封建据点,然而,当武士们迈出从乡村到城市的第一步,完成兵农分离的同时,便无可抗拒地蹈入都市生活的轨道。随之而产生的消费需求,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移民及优遇工商业的政策,从而促进了城下町的建设与工商业的发展,并在城下町下聚集起数量可观的手工业者与商人,他们统称为“町人” ,所居地区则称“町人町”。町役人是日本封建文化自身的产物,反映了幕藩体制的特征,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其表现有二,一是町役人的町人身分与町人职业。据史料记载,他们大都为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如曾任大坂町役人的尼崎家是从事海上运输贸易的巨商。而町人的自治与对权力的分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则意味着官本位之政权属性的被否定。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封建文化中的分散性、即非一统性因素。从表面看,德川幕府以町人出任町的行政长官与中国商人入仕所表现出的官商一体化倾向,同为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承认的表示,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町役人虽然是町的统治者,与幕藩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町人身分的不变性,使其无法与以武士为主体的幕藩体制合流,其商人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利益上与町人阶层的一致性。因而,町役人,乃是幕藩封建文化机体上的游离物。相反,明清商人入仕,并得以跻入高位,虽然是对秦汉以来所形成的“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是商人势力增长与地位提高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士商渗透”、“官商融合”的结果,而当这种渗透与融合是建立在相当一部分商人及其子弟科举及第、摆脱了市籍成为官宦时,那么,它则意味着封建官僚队伍的壮大与市民力量的削弱。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规范始终展示出其不可动摇的自护功能。

分析点评

如果说德川时代的商人在政治上所居的一席末位,使中国商人的地位显得更加卑微,那么,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中国商人望尘莫及的。日本学者原田伴彦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城市中,町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凌驾于武士之上,成为都市的主体。”这种堪称“都市主体” ,并能够“凌驾于武士之上”的经济力量,在德川幕府的诸商人集团中,以“札差”最为典型,最能反映幕藩制封建文化的经济特征。

案例来源：[1]刘凤云. 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06: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