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吸收欧洲文化的差异

案例正文

 中日两国在吸收欧洲文化的内容方面,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显示出明显的差异:第一,日本以幕府为吸收和研究欧洲近代文化的主体,即推进欧洲近代文化的传播完全是日本人的自身问题,与外国人关系不大,且传播的范围渗透到一般民间。中国完全是以皇帝为中心,通过外国传教士传播,活动舞台仅限于宫廷和官僚,未遍及于一般社会。第二,译书活动是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所采取的共同手段。日本除了幕府外,诸藩着手翻译书籍的也相当多,民间出版的为数亦不少。据1852年出版的《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统计,著译者有117人,著译书为486种。中国是以宫廷为中心,主要由外国传教士进行,偶有信教的高级官吏参加,集中精力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书籍的翻译。显然,无论是数量抑或质量,日本都优于同时期的中国。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从江户幕府末期到甲午战争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在这以前日本是以中国为桥梁;在这以后则是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以日本为媒介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所发生的转变,表明了中日文化关系的逆转,这除了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变外,还是由于两国对欧洲近代文化的认识差异所致。

分析点评

七、 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如果从内容及其传播范围来说,日本要比中国全面、广泛得多。日本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法,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明治维新时仿效欧洲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采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大幅度地引进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消除心理障碍。中国则伴随

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

 

 案例来源：

李春兰. 中日吸收欧洲文化的差异及对近代发展的影响[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11: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