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案例正文

在亚洲,中国所主导以朝贡和回赐为主要内容的朝贡体制,实力较中国弱小的国家的君王向中国皇帝称臣,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奉中国的正朔。而中国则通过对这些国家进行回赐以及担负维护其安全的使命来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基本上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一般只有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发生纠纷需要中国调停时或遇到侵略需要中国帮助时,中国才会出面干预。因此,它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这种体制也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它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当时先进文化向朝贡诸国的传播,同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厚往薄来”的方针政策下,诸朝贡国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朝贡体制的存在对亚洲各国来讲是利大于弊,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便是在这种体制下得以友好的开展。纵观日本吞并琉球的全过程以及中日之间围绕琉球的交涉及各方面的舆论,笔者认为,面对以新兴国家主权观念和国际法原则为特征的西方秩序的冲击及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契机,中日两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积极向新型的国际秩序靠拢,中国固守陈规,抱住祖宗成法不放。中日两国外交近代化速度产生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居于东亚国际秩序———册封体制的中心,限制了它的视野,在心态上很难将自己视作世界中普通一国来看待。

分析点评

日本对邻国的欺凌行为是必须谴责的,但中国未能及时脱离宗藩观念的窠臼,正确分析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也是不可取的。宗藩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共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西势东来,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晚清时期,继续用宗藩观念来处理同他国的关系显然已行不通。观念落后于现实,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被动。被动接受与主动选择,中日两国走上外交近代化道路时的态度截然不同。

 案例来源：

朱莉丽.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14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