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高风险规避倾向使得长安福特的中方主管在做重大决策时都一定要咨询别人的意见，而且会考虑维持和谐、降低冲突的各种因素。而美国文化则典型具有个人主义和低风险规避倾向。在决策方式上，国内企业的决策常由集体做出，其责任、功绩也都属于集体。美国习惯于个人做出决策，个人对决策承担最终责任。与此相适应，美国的企业倾向于决策的分散化，国内的企业倾向于决策的集中化。
体现在长安福特中，中方管理者习惯于集中决策，决策时常拟订十分详细的方案，征求多方的意见后进行修改和选择，然后据以制订实施程序、细节安排和建立计划考核的方法。而美方管理者习惯于责权明确的分散决策，实行独立决断和个人负责。中方的决策程度一般是由工作人员调查情况，领导分析决断，再由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决策细致而缓慢，美方管理人员则要求有职有权，在了解问题过程中就解决问题，决策速度和工作节奏很快。正是这样的思维习惯使得美方经理常常抱怨公司决策过程太慢，每件事都要开两三次会议，考虑上下级的关系和方方面面的问题，再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而且有时决策是否有效还要看雇员、客户、本公司员工和各级领导四方面能否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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