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学发生于明朝中叶至清代末期。明代为中国实学的“形成期”。中国实学在其“成熟期”出现过两次高峰,即“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之际和内忧外患双重煎迫下的清道光、咸丰期间。清朝末期为中国实学的“衰微期”。日本实学产生于日本近世初期。源了圆教授将日本实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江户前期,从藤原惺窝至荻生祖徕。这一时期日本实学的内容为追求人间真实的实学,道德实践的实学。其具体表现为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和古学的一部分(如伊藤仁斋)。从实学发展速度来看,日本实学的发展速度要比中国实学发展速度快。在日本,藤原惺窝和吉田松阴的年龄只差269年。而在中国,如果将实学思潮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罗钦顺和王廷相算起,到清道、咸年间经世实学代表人物魏源,约经历了329年。日本实学发展速度要比中国快,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文化的后进性所决定的。日本比起邻国中国,文明开化要迟,没有传统文化的重压,可以积极吸取中国先进的文化思想,以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从实学载体来看,日本实学承担者的范围,要比中国实学范围广。
中国的“经世实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软弱的指导作用。中国的“经世实学”与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紧密联结在一起。每当社会危机关头,中国的经世派身居庙堂,心忧万民;远处江湖,思存魏阙。正是从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出发,他们竭知尽力,寻觅救亡图存的方略。而当时经世派所能作到的,只是尽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由此推演出“经世致用”、“变法图强”的策略和措施。但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学术品格而言,它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再加之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它既不能像日本的“开明实学”那样,具有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价值;日本的“开明实学”成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原动力。日本实学者以“开明思想”为指导,在提倡知性启蒙的同时,主张个人的尊严,不断地促进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人权。他们又在合理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提倡科学技术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提倡以此为基础,谋求产业的进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主张以个人独立为基础的国家独立。因此,日本的实学者直接成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明治初期西学的传播者。
案例来源：
李甦平.中、日、朝实学比较[J].哲学研究,1995,04:39-45+73.
| 日本 | 中国 |
| 发展速度快 | 传统包袱重 |
| 开明实学 | 经世实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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