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这一层面上,日本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有一套比较完整而全面的规划。与之相对的,以农本主义和科举制度为基础的晚清政府震惊于西方长技,引进了西方军事技术并谋求产业近代化,但未能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形成决策。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将学习西方科技提升至国策高度带有明显的中央集权色彩但在中国单靠洋务派的地方官员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在物质保障上还是在政权上都存在着局限性最终学习西方的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学习西方科学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本土化的科学技术体系使西方科学在日本生根发芽最终实现本国科技的体制化。中国虽然也有洋务学校和留学生的派遣,但其主要目标并不是系统建立中国近代科学,仅仅是为了解决洋务事业中一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段有全局性和系统性。
日本在洋务运动这一时段内,科技体制化方面无论是从科技政策、科学教育体系还是学术交流组织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而且颇见成效因此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科技体制化方面取得如许成就,自然与明治维新政府从一开始就从中央政府层面,将科学作为国家事业,全面整体规划日本学习、发展西方科学有关。反之徉务运动期间的中国发展科技还不可能成为国家事业教育体系仍然是科举制度笼罩天下其他诸如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学会的创建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河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必然性,以及甲午以后中国科技体制远落后于日本的必然性。
案例来源：陈园园.试论洋务运动时期中日科技体制化道路的差异[J].黑龙江史志,201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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