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古典诗歌中“落花意象”并没有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寄托。中国诗的主题较为宽泛,言志抒情并重,且言志占有某种统治地位。中国文学贯穿着儒教思想的“文以载道”,从最初的《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不反映了文学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倾向。《诗经》中相当多的内容描写的是人民生活的疾苦、人类的不幸、战乱及思乡愁绪以及抒发爱情。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像杜甫那样把政治社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或愤怒、或悲叹的典型诗很多,而在日本国的文学传统里则几乎没有。《万叶集》歌人几乎不触及政治社会问题。和歌主要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尤其是感伤的恋情的表现。和歌以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为主的美学传统同中国诗学的“经世致用”就相去甚远了。
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的世界是和谐的,支撑这种和谐的力量是“天”,儒家把它伦理化为“仁”或者“德”。儒家文化对主体的探讨只是一种伦理的探讨,从来没有把主体分解成单个的生命个体。日本禅宗在自身的哲学基础中便含有无常与虚无的因子,因此更不能引导日本文化去做理性上的思辨,去考虑本体论的问题。日本禅宗与日本本土文化的接触中更多的是迁就日本古典文化己有的情感基调与世界观、价值观,中和了神道教“万物有灵,神皇一体”的教义与本土文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学意境。
案例来源：唐婉祺.文化诗学视域中的中日“落花”意象比较[D].四川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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