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和郭沫若、日本的民众诗人在诗集中虽然都有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和着力描绘,但却又有不同。惠特曼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博爱”光环的迷惑,没有看到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他对受苦的劳动人民仅仅是同情。而郭沫若、田汉则不同,在“五四”民主精神思想影响下,“劳工神圣”的思想已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郭沫若对劳动、劳动人民的歌颂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如果说惠特曼对人的颂扬尚有自然主义的描写成分,那么郭沫若则力求避免这些描写给作品带来的消极影响,而着力写人的“伟力”。而日本民众诗派的人们也是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为精神支柱,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努力贴近民众的生活、思想与感情,但由于他们缺乏深入民众生活和真正体验民众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只在自己的书斋构思,虽然描写了工人、农民、民众、大地等,但大多是抽象概念的述说。他们的愿望与现实脱节,给民众诗造成致命的弱点。在日本文学中,好的作品就要深刻、细腻的写出内心的情趣和感受。因此日本民众派所追求的表现感动的自由为主,彻底地表现生命力诗歌精神以及有岛武郎面对无视他人的鄙夷从惠特曼身上吸取“灵与肉”统一的自由个性之神髓就不难理解了。民众派的诗歌创作即便摆脱了的“风花雪月”的诗歌传统,但是日本文学从一开始就仅仅作为一种纯粹表达感情和调剂精神享受的手段使得他们的创作就算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也不可能如《女神》浑身上下洋溢着浓烈的时代气息。
对同时期中日两国接受惠特曼及其《草叶集》的差异比较中可以看出,喜爱惠特曼的中日两国诗人,接受其影响分别创作出具有惠特曼之诗韵的诗歌,然而日本民众派对民众性认识理解不够及其艺术性偏低,诗风偏于概念化,平板单调,遭到尊重艺术性的诗人北原白秋等的批判,因而在日本新诗领域早早地失去一席之地。有岛武郎作为深受惠特曼影响的代表作家,他注重的是惠特曼浸透《草叶集》的人生神韵,即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由的个性之神髓。因而从有岛武郎一生的思想流脉中,随处可见惠特曼的影子,无论是属于积极向上的还是糟粕的思想一并拿来,最终走向人生的悲剧。而中国诗人郭沫若,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经世安邦的使命感和道德精神促使他一直抱有积极的入世意识,在接受惠特曼的过程中,主动接受惠特曼《草叶集》创作之风熏染,且能坚守创作的民族性和社会性,不断地让自己创作之溪流出新的里程,惠特曼的草之叶也在郭沫若的强烈回应下在中国诗国的土壤里逐渐酝酿繁茂起来。
案例来源：彭继媛.惠特曼《草叶集》在中日接受差异比较[J].怀化学院学报,2009,07: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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