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神经学家从北京来到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做一个研究项目。在这里，她的同事是一个来自大家庭的加拿大小伙子。两人同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工作。她没想到有一天。一坛花生酱使她陷入紧张与不安之中……
一位来自北京的女神经学家到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做项目研究，他和一位加拿大小伙子共用一间办公室，这个小伙子来自一个大家庭，喜欢吃花生酱，因为他太喜欢吃了，所以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小坛。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后大声说：“谁拿了我的花生酱？”这位中国女医生立刻觉得是在指责她，毕竟，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她觉得非常郁闷，但是她的修养教导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自己生气，因此她没说什么。那天晚些时候，他在一间诊室里面工作，同一间屋子里一个理疗医生正在给一个因摩托车事故而四肢麻痹的病人做治疗。理疗医生挪动了病人的一条腿，而这一下弄疼了这位病人。
“哎呀”，病人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弄的，”理疗医生说，“是那里那位医生弄的，”她指着中国女医生说。
“她在屋子的那一边怎么会弄疼我？”病人说。
“哈，因为她有三只手。”理疗医生回答。
这些话使得中国医生非常难受，她为此非常烦恼，以至于她做出了一件与她文化相悖的事情。等到病人走后，她对理疗医生说：“你的话让我很难过。”理疗医生非常吃惊，不知所措。
“我说了什么话，让你难过了？”理疗医生询问道。
“你说我有三只手，”中国医生有点哽咽，“你觉得是我拿了花生酱。”
根据霍尔，不同国家的文化可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低语境”文化国家的人在交流中注重客观具体的细节。而“高语境”国家相反，高语境国家的人习惯于把一部分意思，甚至是核心的意思隐藏于语言之外的因素。相对于中国来说，加拿大属于“低语境”文化国家。加拿大人讲话时更注重事情本身，就事论事，而较少考虑讲话环境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在一般交流时更倾向于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而中国是一个“高语境”文化的国家，人们喜欢用语言表达多层次的信息，要结合语境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思。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东方国家认为任何个人都是与家庭、社会等集体相联系的，不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要考虑与环境和其他人相配合。
在本案例中，文中的加拿大小伙子问“谁拿了我的花生酱?”时他只是想知道他的花生酱在谁那里，而在中国，“谁做了某某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指责。而加拿大小伙子根本没有意识到办公室只有两个人，这与他的大家庭是不同的环境，他的问话使女医生觉得是在指责她。但含蓄的东方文化使女医生没有当面澄清这种“指责”。当对此事完全不知情的理疗医生开玩笑说她有“三只手”时，女医生立刻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一简单的笑话理解为理疗医生也在含蓄地指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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