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到

案例正文

一位中国和乌克兰同学约谈事情，约定在五点见面。乌克兰同学在五点差五分时到达约定地点，但没有见到中国同学的身影。在五点时中国同学打来电话说，“我马上到”，按照乌克兰同学的理解，他将在五分钟内到达。但最终中国同学五点二十才出现。乌克兰同学认为他很不礼貌，尽管作了电话通知。但迟到时间超过太久。

延伸阅读

中国原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少商品意识，而商品意识的缺乏导致中国人不把时间当作一种商品，因此中国人不太看重时间带来的经济效益，更看重人际的和谐。而且中国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地经营的小农经济，这样他们缺少时间观念的严格要求，时间意识比较淡薄。而工业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这就导致乌克兰人注重商品经济，就比较注重时间的经济效益。这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导致人们会精确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工业化的生产对于时间的要求更加的精确。

分析点评

根据乌克兰文化，这里的“马上”通常被理解为“在5分钟左右”，而事实上，中国同学在电话的20-25分钟后才到达约会地点。对于“马上”一词的解读，中乌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时间观的模糊性是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了丰富的发展，现在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是模糊性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古代的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对象是模糊的，思维主体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和工具从整体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注重对事物质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注重直觉体悟，缺乏逻辑推理，往往带有朦胧、粗略、笼统甚至是猜测的成分。相比之下，乌克兰人从古代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性质。虽然思维对象是模糊的，但是乌克兰人采用精确的方法来认知世界，这就导致了精确思维的习惯。所以在时间安排上是比较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