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日两国传统蒙学读物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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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筠 2015-09-25 17:18:30 刘珺仪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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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日本最初的文字教育依靠中国文化的输入得以萌芽。但是随着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贵族学者的出现, 日本人开始自己编撰儿童启蒙读物了。最早的作品《 
》作者为平安时代末期贵族学者藤原明衡, 他将贵族之间的 209 封书信汇集成书, 作为贵族子弟掌握书信常识的初等教材。中国和日本的蒙学读物都注重儒家伦理道德修养,都强调在伦理说教的同时传授一定的实际知识。
但是, 中国早在秦代便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 且自隋代开始实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童蒙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 便是为将来士人应科举考试打下最早的基础, 甚至一些童蒙教育, 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服务的。
中日两国传统蒙学读物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实际上便是中日两国传统的民间学问观差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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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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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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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点评：
尽管中国蒙学读物不乏优秀之作, 但是在向近代文化演变的过程中, 其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与日本相比。对比两国在现代化上的差距, 实藤惠秀曾经如此感慨: “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 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 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比中国恶劣, 但却热心从事, 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虽然这一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 但是由启蒙读物所透视出来的两国人民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的确是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之一。 案例来源：谭建川. 论中日两国传统蒙学读物的差异[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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